族群、分布與大遷徙


      
   目錄

    壹、平埔族的分類與分布

       一、西拉雅族

       二、洪雅族

       三、巴布薩族

       四、巴則海族

       五、拍瀑拉族

       六、道卡斯族

       七、凱達格蘭族

       八、噶瑪蘭族

    貳、平埔族的歷代遭遇與遷徙

       一、平埔族在歷史上的遭遇

       二、平埔族的遷徙


 
 
 

    壹、平埔族的分類與分布

        平埔族指臺灣先住民中,一般稱為高山族以外的諸先住民族群。這些族群自十七世紀以來,歷經荷蘭、西班牙、明鄭、滿清的文化衝擊,固有風俗習慣多已不存在,而其語言亦多成為死語。

        有關平埔族的分類,在日據時期以前,均缺乏有系統之分類。荷蘭時期僅記錄了先住民的社名,並依其分布的地區,劃分成幾個區域群。清朝黃叔璥在「番俗六考」中,分先住民為北路諸羅番一至十、南路鳳山蕃、傀儡番、瑯十八社等十三個部落群。直到日據時期,伊能嘉矩、粟野傳之丞的「臺灣番人事情」中才對平埔族加以有系統的分類,其後伊能嘉矩又著「臺灣番政志」,將平埔族分類加以修正,而分平埔族為:凱達格蘭族(Ketagalan)、噶瑪蘭族(Kavarawan)、道卡斯族(Taokas)、巴則海族(Pazzehe)、拍瀑拉族(Vupuran)、巴布薩族(Poavosa)、阿立昆族(Arikun)、羅亞族(Lloa)、西拉雅族(Siraiya)、以及馬卡道族(Makattao)等十族。民國十九年(一九三年),移川子之藏在「日本地理大系」中臺灣篇「臺灣,土俗、人種」一篇把伊能嘉矩所分的阿立昆(Arikun)及羅亞(Lloa)兩族合併為洪雅(Hoanya),改馬卡道(Makattao)為道(Tao),又增邵(Sao)一族,而合為十族。民國二十四年(一九三五年),小川尚義在「原語Яыю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」中,把道(Tao)族列入西拉雅(Siraya)族中,故較移川之分法少一族。民國三十三年(西元一九四四年)、小川氏在「ユ⑦ЭбЁヤ語二於ンю臺灣高山族,位置」一文中又有新的分類,即自噶瑪蘭(Kevalan)族中分出雷朗(Luilang)族,而為:雷朗(Luilang)、凱達格蘭(Kebagalan)、噶瑪蘭(Kavalan)、道卡斯(Taokas)、巴則海(Pazeh)、拍瀑拉(Papora)、巴布薩(Babuza)、洪雅(Hoanya)、西拉雅(Siraya)、和邵(Sao)等十族。爾後,馬淵東一氏在「高砂族分類」一文中,亦依照小川氏之原議。然而,近年臺灣學術界對平埔族群的分類又有新的意見,語言學者李壬癸將平埔族群分為:噶瑪蘭族(Kavalan)、凱達加蘭族(Ketakalan)、巴布蘭(Baburan)、洪雅族(Hoanya)、巴則海族(Pazeh)、邵族(Thao)以及西拉雅族(Siraya)等七族。其中凱達加蘭族又分為三支:馬賽(Basay)、雷朗(Luilan)、哆囉美遠(Trobian);巴布蘭族又分為四支:道卡斯(Taokas)、巴布拉(Papora)、貓霧xBabuza)以及費佛朗(Fanorang);西拉雅族則分三支:西拉雅(Siraya)、馬卡道(Makattao)、大武PTaivorang)。因此,共為七族十四支。然而,本章為了討論上的方便,仍沿傳統之分法,分為八族,且亦不包括邵族的部分。因此,本章僅就平埔族西拉雅、洪雅、巴布薩、巴則海、拍瀑拉、道卡斯、凱達格蘭、噶瑪蘭等八族為主要討論範圍。有關其往日分布地及主要聚落分述如下:

一、西拉雅族Siraya或Siraiya)

  西拉雅族分布於嘉南平原,北自臺南縣麻豆鎮附近,南達屏東縣林邊鄉一帶之平地或山麓地帶。本族又可分為西拉雅、馬卡道(Makatao或Makatau)、大武P等三支族(據小川尚義之說,三支族雖語言稍異,然屬同一方言)。

(一)西拉雅支族—荷人曾稱之為Sideia,原以臺南地方之平地為居地,昔以新港(今臺南縣新市鄉)、大目降(今臺南縣新化鎮)、蕭P(今臺南縣佳里鎮、七股鄉、將軍鄉一帶)、荳(今臺南縣麻豆鎮)等四大社最著名。為荷人致力從事於教化工作之平埔族社。後因眾多漢人移來,乃遷往山區方面及臺東一帶。其一部分後裔,日據時期仍居留於臺南縣下大內鄉、官田鄉、東山鄉、玉井鄉、楠西鄉。新港、卓猴二社原亦居住於臺南附近,明鄭時代新港社平埔族移住新市附近,卓猴社移至新化縣鴭犐翩C後新港社再移至大目降、關廟附近,且有更南下移至內門方向者。

   西拉雅族之主要村落有九:即赤嵌社(初在臺南附近後移至新社附近改稱新港社。其一部分先移往新化鎮、痔犐翩B再移至大目降、關廟及內門、臺東)、大目降社(今新化鎮附近)、卓猴社(今新化鎮、礁坑里)、Z吧哖社(原址為今新化鎮痔犐翩A後移至臺南縣玉井鄉)、目加溜灣社(今臺南縣安定鄉後遷至大內鄉頭社村)、芋匏社(今臺南縣山上鄉)、大武P社(今臺南縣善化鎮後遷至玉井鄉、楠西鄉及高雄縣甲仙、阿里關、荖濃一帶)、荳社(今臺南縣麻豆鎮,後遷至官田鄉烏山頭水庫一帶)、蕭P社(亦名歐王社,今臺南縣佳里鎮七股鄉、將軍鄉一帶,有遷往東山東河村者)。

(二)馬卡道支族—原居鳳山地方至下淡水溪(高屏溪)流域,後移至屏東平原之山麓地帶(今屏東縣新埤鄉、內埔鄉之老埤、高樹鄉泰山村一帶),亦有移至恆春、臺東方面。其主要各聚落之變遷情形如下:

1、大傑顛社系之移動:自原居地岡山地方路竹鄉下社及大社,移至下淡水溪流域之旗山,於道光九年,有三十餘戶相率南下至枋寮,越山經巴塱衛(今大武)順東海岸北上至臺東,復與卑南族不睦,乃續北移至大庄開墾。數年後經由布農族之導引,自新武路入山,越關山南方鞍部,返回故土荖濃、六龜地方,率殘留之族眾及新港、卓猴二社族眾計十二戶,越山至新墾地。嗣後西拉雅之移住臺東縱谷者日盛。北自玉里觀音山,南至公埔,新開園及海岸地帶之彭子存、大掃別、加定灣、城子埔,均有其聚落。阿美族稱此等西拉雅為Takavuran。

2、阿猴社系之移動:阿猴社系原址在高雄,後移至屏東市附近,其一部分自屏東地方南下至恆春平原,與原住之排灣族斯卡羅龍鑾社訂立和約,贈與水牛得地居住,以二千牛隻從事墾殖。光緒十七年至十八年尚有百戶,因遭大水災,家屋田園被沖毀,乃遷往臺東、公埔方面。

3、其他各社:上淡水社(亦稱大木連社,屏東縣萬丹鄉上社皮)、放索社(自高雄縣仁武鄉大庄移至屏東縣林邊鄉田墘厝)、下淡水社(屏東縣萬丹鄉下社皮)、搭樓社(屏東縣里港鄉搭樓)、茄藤社(屏東縣林邊鄉東路墘)、武落社(亦稱大澤機社,屏東縣里港鄉武路)、力力社(屏東縣新園鄉力社)。

(三)大武P—為與曹族之「四社番」區別,本支族稱四社平埔。荷蘭時期其原居地為烏山山脈之西麓,曾文溪流域之平原地帶,即今臺南縣善化鎮與玉井、大內二鄉境內。在此形成茄拔、芒仔芒、頭社、霄里等四社。明末其居地為漢人占據,至清領臺後,移民與日俱增,乃相率向東方山麓曹族四社群住地移動,並繼續移至楠梓仙溪沿岸之地,迫使原住族曹族(美瓏、排剪、搭蠟袷、雁爾四社)退居荖濃溪上游現居地。乾隆初,漢化已深,放棄固有習俗,改用漢語,與漢人雜居,由四社分散成二十九部落。四社平埔之故居地之分布如下:茄拔社(今臺南縣善化鎮嘉北、嘉南二里)、霄里社(今臺南縣玉井鄉豐里村)、芒仔芒社(今臺南縣玉井鄉三和村、望明村)、頭社(今臺南縣大內鄉頭社村附近)。

  曹族四社之被迫遷移經過,可從比蘭社、雁爾社現在流布之傳說獲得其軌跡:據比蘭社之傳說:曾因洪水避難於玉山,但於水退之後。即移至平地阿里關(今甲仙鄉關山村、小林村一帶)、六龜里(今六龜鄉六龜村、義寶村)等地居住。後來因漢人(實漢化平埔族)之大舉遷來,乃從六龜方面溯荖濃溪上游山地居住,即昔稱美瓏社(今屬桃源鄉高中村比蘭社)者,自甲仙埔方面移居山地者,有雁爾(同鄉桃源村)塔蠟袷(同鄉高中村他拉魯社),排剪等(同鄉高中村排剪社)三社。

  雁爾社之移住傳說:謂洪水退後曾從山上移居西部平原鹽水港方面之霄里社、茄拔社、頭社、芒仔芒社等地,但受漢人討伐分居留者與逃離者之二派,居留者留辮髮漢化成平埔族,逃離者即遷居礁吧哖(玉井)附近山麓,再轉至荖濃溪上游之排剪社舊址形成一大社。但後來因傳染病病亡續出,再度流離,遷至雁爾。因現居地原屬簡仔霧蕃人(卡那布群)之地,故曾每年由曹族四社群向簡仔霧群納貢米(各戶五升陸稻),或招該族來社饗宴,後因協議而終止。

二、洪雅族Hoanya)

  洪雅族分布於臺中縣霧峰鄉以南,臺南縣新營鎮以北,接近山麓之平地。本族包括羅亞(Lloa)、阿立昆(Arikun)二支族。

(一)羅亞(Lloa)支族包括哆囉嘓社(臺南縣東山村、東中村、東正村)、紫裡社(亦名斗六門社雲林縣斗六鎮)、西螺社(雲林縣西螺鎮)、他里霧社(雲林縣斗南鎮)、貓兒干社(雲林縣崙背鄉)、諸羅山社(嘉義市一帶)。

(二)阿立昆(Arikun)支族包括貓羅社(彰化縣芬園鄉)、大武郡社(彰化縣社頭鄉)、大突社(彰化縣溪湖鎮)、南投社(南投鎮)、北投社(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)、萬斗六社(臺中縣霧峰鄉萬豐、舊正、峰谷、六股等村)。

  以上所列阿立昆(Arikun)支族各社於道光年間放棄原居地,大舉遷移至埔里盆地!羅亞(Lloa)支族之斗六門、貓兒干二社亦移至埔里盆地、羅亞(Lloa)支族之斗門,貓兒干社亦移至埔里盆地,其餘則留居原地。

三、巴布薩族Babuza或Poavosa)

  巴布薩族主要分布地為大肚溪以南至濁水溪間,據有彰化縣坑平原大部,其一部分亦深入臺中縣盆地,至今臺中市西方。其主要聚落如下:東螺社(彰化縣頭埤鄉番子埔)、二林社(彰化縣二林鎮)、眉裡社(彰化縣溪州鎮舊眉)、半線社(彰化市)、柴仔坑社(彰化市大竹阿夷)、阿東社(彰化市大竹番社口)、馬芝遴社(彰化縣鹿港鎮)、貓霧x社(臺中市南屯區附近)。以上各社中東螺社之一部移至宜蘭,其餘多移至埔里盆地。

四、巴則海族Pazeh或Pazex)

  巴則海族以豐原鎮為中心,北起大甲溪岸,南迄潭子鄉,東達東勢一帶,西至大肚山為界之地帶。本族分為四社群,其下大小聚落甚多:

(一)岸裡社群—包括岸東社(臺中縣神岡鄉大社)、岸西社(同上,大社之西)、岸南社((同上、大社之南)、葫蘆墩社(臺中縣豐原鎮)、西勢尾(豐原鎮社皮)翁仔社(同上)麻裡蘭社(同上)、岐仔社(臺中縣神岡鄉溪州)薯社(臺中縣內埔鄉舊社)。

(二)樸仔籬社群—包括社角社(臺中縣石岡鄉社寮角)、大湳社(豐原鎮大湳)水底社(臺中縣新社鄉水底寮)、山頂社(新社鄉馬力埔山頂)、大馬僯社(臺中縣東勢鎮新佰公番社)。

(三)阿里史社—此社原址在今臺中縣潭子鄉,清嘉慶九年與岸裡社及北部平埔族千餘人,翻越山嶺至蛤仔蘭移墾,此為羅東、三星一帶今仍有以阿里史為地名之緣由。殘餘族眾於道光三年棄地入墾埔里。

(四)烏牛欄社—今豐原鎮烏牛欄為其故址,道光三年棄地移墾埔里,故埔里方面亦有烏牛欄之地名。

五、拍瀑拉族Papora或Vupuran)

  拍瀑拉族分布於大肚溪以北至清水以南、大肚臺地以西之海岸平原地帶。其主要聚落包括以下各社:大肚社(臺中縣大肚鄉)、水裡社(臺中縣龍井鄉)、沙轆社(又名遷善社或迴馬社,臺中縣沙鹿鎮)、牛罵社(又名感恩社,臺中縣清水鎮)。

六、道卡斯族Taokas)

  道卡斯族分布於臺中縣大甲鎮以北,經苗栗縣沿海地帶,至新竹市附近之海岸平原地帶。或謂其一部分移住南庄地方成為賽夏族,但未有可徵資料。本族之一部亦曾移住宜蘭平原與埔里盆地。其移墾宜蘭者,大多仍還故居地。本族所包含之聚落有以下各社:大甲西社(又名山明山社亦名德北社,臺中縣大甲鎮番子寮附近)、大甲東社(臺中縣外埔鄉大東村附近)、日南社(大甲鎮日南)、日北社(苗栗縣苑裡鎮日北里)、雙(大甲鎮雙寮)、房裡社(苑里鎮南北、房裡)、貓孟社(又名興隆社,苑裡鎮貓孟里)、苑裡社(或宛里社,宛裡鎮苑東、苑西、苑北、苑南四里及西平里)、吞霄社(或吐霄社,苗栗縣通霄鎮通東村、通西村)、貓裡社(苗栗鎮)、加志閣社(苗栗鎮嘉盛里);後P社(或後P社,苗栗縣後龍鎮)、新港社(或新港仔社、後龍鎮新港)、中港社(苗栗縣南庄鄉中港)、竹塹社(新竹市)、眩眩社(新竹市樹林里、福林里、德林里)。

七、凱達格蘭族Katatangalan)

  凱達格蘭族分布地以臺北盆地為主,北起基隆市社寮里、和寮里、平寮里,沿大屯火山彙裾野至淡水河口,南達桃園縣境內。據傳,其一部分移住宜蘭平原建哆囉里遠社與里腦社。本族主要聚落如下:霄裡社(桃園縣八德鄉霄裡村、竹圍村)南崁社(或南嵌社,桃園縣蘆竹鄉山鼻村)、坑仔社(蘆竹鄉坑子村)、龜崙社(桃園縣龜山鄉楓樹村)、南港社(臺北縣蘆洲鄉正義村(南港子)、武r灣社(或武溜灣社,臺北縣新莊鎮)、擺接社(或擺折社、臺北縣板橋鎮社後里)秀朗社(或繡朗社,又名控仔社。臺北縣中和鄉秀朗村、秀山村)、雷裡社(或雷里社、臺北市雙園區興德里、美德里)、沙廚社(又名紗帽廚社、臺北市龍山區)、里未社(臺北市龍山區)、阿八里社(又名龍匣口社臺北市雙園區厚安里)、圭母卒社(又名奇武卒社或奎府聚社,臺北市建成區)、大浪泵社(一名巴浪泵,臺北市大同區)、塔塔悠社(又名答答悠社,臺北市松山區永泰里)、里族社(臺北市松山區舊家里、新聚里)、錫口社(又名貓裡即吼、麻里折口、麻里錫口等社,臺北市松山區)、房仔嶼社(又名峰仔時、峰仔嶼等社、臺北縣汐止鎮保長里、保安里)毛少翁社(或稱麻少翁社,臺北市林圍里、倫等里、三玉里)、唭里岸社(臺北市北投鎮國度里、立農里)、內北投社(或內北頭社,臺北市北投鎮)、嗄嘮別社(臺北市北投鎮一德里、桃源里、稻香里)、坌社(臺北縣淡水鎮竹圍里、八勢里)、雞柔山社(或雞洲山社,淡水鎮義山里、忠山里)、外北投社(或外北頭社,淡水鎮北投里)、圭北屯社(又名大屯社,一名大洞山社,淡水鎮屯山里)、八里坌社(臺北縣八里鄉)、小雞籠社(臺北縣三芝鄉)、瑪陵坑社(臺北縣七堵鄉瑪東、瑪南、瑪西等三村)大雞籠社(又名龜霧社,基隆市社寮里)、金包裡社(或金包里社、臺北縣金山鄉三和村)、三貂社(或山朝社、臺北縣貢寮鄉穗玉村)。

八、噶瑪蘭族Kavalan)

  噶瑪蘭族分布於宜蘭平原,清嘉慶十五年,蛤仔蘭歸入版圖時,稱熟番三十六社,其中含有若干凱達格蘭族村落。其後,漢人大舉移來,在山地土著與漢人雙重壓力下,大多捨棄原住地,分散於宜蘭平原各地。其一部分曾沿山路南下至花蓮縣奇萊地方,一部分順海路登陸花蓮米崙山下鯉浪港,形成加禮宛、竹仔林、七結仔、談仔秉、瑤歌等六社。後再移動而形成新城、加路蘭、新社、石梯、姑子律、水母丁、城子埔、加走灣等村落、宜蘭平原噶瑪蘭村落如下(噶瑪蘭族社名、譯名相異者繁多,茲僅舉其一種):棋立丹社(礁溪鄉德陽村)、抵把葉社(礁溪鄉德陽村)、新仔罕社(礁溪鄉)、奇武暖社(礁溪鄉光武村)、踏踏社(礁溪鄉玉田村)、馬麟社(礁溪鄉玉光村)、奇蘭武蘭社(礁溪鄉二童村)、打馬煙社(頭城鄉竹安村)、喀里遠社(壯圍鄉大福村)、奇立板社(壯圍鄉廓後村)、里目罕社(壯圍鄉新南村、功勞村)、抵美福社(壯圍鄉美福村)、新仔羅罕社(壯圍鄉功榮村)、抵美抵美社(壯圍鄉美間村)、珍仔滿力社(員山鄉蓁巷村)、擺離社(員山鄉蓁巷村)、吧咾吻社(員山鄉惠好村)、抵美簡社(不詳)、支鎮路社(不詳)、哆囉岸社(羅東鎮打那岸)、歪仔歪社(羅東鎮仁愛里)、掃芴社(五結鄉興盛村)、娑羅辛仔宛社(五結鄉新店村)、加禮遠社(五結鄉秀水村)、奇澤簡社(五結鄉利澤村)、流流社(五結鄉新店村、秀水村)、打朗巷社(五結鄉協和村)、奇武荖社(冬山鄉三奇村)、里荖社(冬山鄉埔城村)、珍珠美簡社(冬山鄉珍珠村)、武罕社(冬山鄉群英村)、打蚋米社(冬山鄉永美村)、馬荖武煙社(冬山鄉武淵村)、南塔吝社(不詳)、留留仔莊社(不詳)、猴猴田社(蘇澳鎮頂寮里、新華里)、馬賽社(蘇澳鎮永榮里)阿里史社(三星鄉大隱村、行健村、拱照村)。

平埔族的歷代遭遇與遷徙

平埔族不知何時來臺、何處來臺、經過漫長無政府狀態之部落社會,依地理形勢、血緣、風俗習慣與祭禮,結合形成孤立之小集團。遠在歐人侵臺之前,閩南漢人不斷地擴尋漁場,本省沿岸已有數處開發成閩南漁民的漁場,也繼而與沿岸先住民有貿易性之接觸。自西元一千四百年起,由於歐人積極開拓東洋航路,東西接觸,日趨頻繁。迨一千五百年起,西班牙人已據有菲律賓之呂宋島。葡萄牙人入侵我澳門,荷人因此受刺激,急欲於東方覓一根據地。遂於明天啟元年(西元一六二一年),於爪哇巴城,設立東印度公司,伺機攫取澎湖,以便分別影響西人與呂宋、葡人與日人之間的貿易。為此,乃引起中、西、葡三國之聯盟,出面交涉,期迫使荷人退出澎湖。當時荷蘭國勢正隆,斷然予以拒絕、並嚴陣以待。明朝自料難敵,於明天啟四年(西元一六二四年),與荷人締約,許荷人以臺灣易澎湖。荷人遂於是年八月,在臺南安平內港登陸。據臺灣史學者曹永和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」指出:

  「荷蘭人佔據臺灣後,由於福建地狹人稠,早就受人口之壓力,加以頻遭海寇之蹂躪。飢荒以及抗清戰事,的蔓延,民生頗受影響。於是有許多移民,不僅是商賈、漁民、尚有農夫、工匠以及各種勞工等人,橫越海峽,移居臺灣、謀求生路。臺灣更形重要,臺灣的漁業與貿易更趨繁盛。漁業和貿易的活動,把大陸與臺灣聯結起來,許多漢人渡過海峽前來臺灣。

  其時,臺灣成為荷蘭人將中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、日本、荷蘭本國以及東印度各地商館的重要貿易中心。透過漢蕃交易,漢人已與土著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,並對土著的經濟生活有顯著之影響。同時,在荷蘭人的獎勵和保護之下,許多漢人從事狩獵、R社及農耕。孤立而關閉保守的部落社會乃逐漸開化,並且臺灣的產業也逐漸發展。稅捐與關稅遂成為荷蘭當局的主要財源。

  因為當時鹿皮為對日本貿易的一項重要商品,漢人乃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土著交易蒐集鹿皮。這種對鹿皮的需求,更促進了漢人的活動,許多貧窮的漢人,冒險更深入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外的地區,而與土著建立密切的關係。

  其時,荷蘭人、漢人與土著之間,有互相共存與衝突的複雜關係,漢人即介在歐洲人與土著人之間,乃作兩者媒介者。」

  自此,平埔族由原來處於優勢的地位轉變成劣勢的地位。隨著漢人經濟勢力的拓展與農業開墾的吞食,平埔族不得不遷促覓尋日益窮困的生計。

一、平埔族在歷史上的遭遇

(一)早期平埔族與漢人之接觸:平埔族與漢民族實早有交涉,據文獻所載:隋大業年間曾三討流求國,其國支碎,人民擒擄者不下數千。宋淳熙年間曾有琉球國人至泉州水澳,圍頭等村肆行殺掠。元代至正年間又有招諭征討琉球之事,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而歸,並遺所俘歸諭其國。明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之船舶因風寄泊臺灣,棄平埔族為化外之民,殆無交涉。又元代至正年間,元帥征伐日本,遇颶風而敗歸,而相率逃至澎湖、琉球者。迨元未置巡檢司於澎湖,以隸屬福建同安縣。明洪武年間湯和經略海上,以澎湖島民叛服難信,盡徙嶼民,廢巡檢司而墟其地,故此等零碎史暗示,平埔族與漢族間之交涉似乎相當久矣。

  最初佔領臺灣,與平埔族周旋之外族,厥為明史之「倭寇」。元以前漢民族之移住只限於澎湖,至元末已略有開拓,似可以置信。澎湖先住民之族系及其與漢族之交涉殆未有所聞,若據何喬遠閩書:「東番夷不知所自,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……」則其族明時已絕跡於澎湖矣。關於倭寇,明史外國列傳東番國曰:「嘉靖倭寇擾閩,大將戚繼光敗之,倭遁居於此,其黨林道乾從之,……,而雞籠遭倭焚掠,國遂殘破,初悉居海濱,既遭倭難,稍稍避居山,後忽中國漁船從魍港飄至,遂往來通販以為常」。倭寇中多混有東南沿海海寇。林道乾後又有海寇顏思齊,鄭芝龍,以臺灣為根據地,剽掠海上,自打狗至雞籠,西海岸一海口附近之平埔族,受流寇之慘毒當不少。倭據臺灣,僅欲為掠奪海上之根據地,絕少從事農商者,故與平埔族甚少交涉。

  漢族既與平埔族開始通商,略知開拓臺灣之有利,又逢明末之兵亂,與積久之人口過剩,泉漳之民潛避渡來者漸多,初居打狗、鳳山、臺南附近,或與平埔族交易,或以耕漁為生。其與平埔之進一步交涉,無史根據,惟當時漢族為數寥寥,未得伸展機會。大概仍尊重平埔族之地主權、未及侵犯,只是商業文化之往還,故兩者之間似無傾軋。

(二)荷人據臺與平埔族:荷人佔據臺灣之主要目的為壟斷貿易之利。在臺灣荷人包括其非洲黑奴在內,最盛時亦不過三千人,其住民主要者為官兵商人,惟亦有傳教師,以撫育先住民,其撫育之目的,為便於達成其經濟掠奪。荷人欲在農產物輸出上,增加關稅貿易之利,注重土地開拓,獎勵農業,然而平埔族農業知識仍屬幼稚。且其野性非可一朝而馴化,故不得不向對岸之中國大陸求農耕移民,此恰與漢族之逃避戰亂者不謀而合,漳泉農民遷住臺南附近者甚多,至荷人據臺灣四十年後,有二萬五千之壯丁及若干婦幼人住在西海岸一帶。與荷人之所謂北部、南部集會區,約四萬五千之平埔族相處。所以施琅陳臺灣棄留利害疏謂「紅毛遂聯絡土番,招納內地人民,成一海外之國」。荷人以救濟歉年災厄,保護外寇為交換條件,要求平埔族與一部分高山族承認其主權、徵收人頭稅,惟對其土地所有權則表示充分尊重,其公司之設址即向赤嵌平埔族收買之,據一六三三年一月一日臺窩灣日記載:「……先是,北線尾之島嶼,因係沙地缺清水,不適公司居住,乃選定順沿淡水河赤嵌之地,於一六二五年一月,向新港社土番頂讓……」生產地則在開墾時與平埔族保有協墾關係,或貸與資本,或配給耕牛,或借予農具,引進各種新作物,又修築陂塘堤圳等,及至墾成後,變為王田。對漢族之交涉,則以避免衝突為其原則。荷人統治除嚴格執行司法權外,尊重從來之原始部落政治形態,保留酋長,任其自治,另外組織地方議會,監督並誘導諸社酋長、長老服從荷方。因其侵略手段溫和巧妙與其教化事業並行,先住民族群之悅服者年有增加,及西元一六五○年南自瑯間]Lonckjau)北至淡水(Tamsuy)四海岸一帶之土著民族,包括一部高山族在內約三百村(dorp),以及東海岸噶瑪蘭(Cabalangh)之四十五村,卑南(Pimaba)高山族在內六十一村,人口共計約七萬人,均入荷人治下。而凡領有荷人所發給打獵許可證之漢族,均能安然出入先住民族獵區。荷人之教化以其政廳所在地附近最為成功,甚至在嘉慶年間,平埔族間,尚有以拉丁字拼寫先住民語者,深恐漢人有詐,土地契字以拉丁字補充並列之。

(三)西班牙人據臺與平埔族:西班牙人佔據北部臺灣,為時不過十六年,其占領範圍亦不及荷人之半,又因急於獲得貿易據點以對抗荷人,殆無暇顧及開拓,其與平埔族之接觸,僅限於交易與布教,而北部平埔族兇悍嗜殺,深入布教者多被殺害,教化所及不出於其根據地基隆(Som. Salvador)、淡水(Casidor)、海口附近,其移民最盛時只有五百人,包括馬尼拉土人在內。荷人逐出西人後,竟是地僻人稀到,拓殖教化之功微微,在北部荷西之影響,除少許交易外,殆無可言。

(四)明鄭時期之平埔族:鄭氏據臺灣後未幾,盡失島外據點,抗清基地大感窮蹙,而漢族渡臺者仍增加不止,為建設一國家計,已不能繼續過去漢人與平埔族人雜處散漫生活形式,乃有寓點於農之策。荷人敗退後,傾力實施屯田兵制,督兵開墾,即:「以各社土田,分給與水陸諸提鎮……令兵丁俱各屯墾」(海上見聞錄),鄭氏更分遣官吏,向平埔族徵收重賦,即「曩鄭氏於諸番謠賦頗重,我朝因之」(裨海紀遊)通事更以各種名目徵收捐稅,且屢差役平埔族,用人不得時:「軍令繁雜,不論老幼男婦,咸出供役,以致失時,況土番計口耕種,家無餘蓄,而枵腹趨公,情已不堪,又遭督運鞭韃」(臺灣外記)。「番俗六考」曰:「沙轆番,原有數百人,為最盛,後為劉國軒殺戮殆盡,只餘六人,潛匿海口」。「紅毛初居時,平地土官悉受約束,犯法殺人者,剿滅無孓遺,鄭氏繼至,立法尤嚴,誅夷不遺妻子,併田疇廬舍廢之……至今大肚、牛罵、大甲、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,諸番視此為戒」(裨海紀遊)。據康熙來臺從事測量之(de Mailla)所記,平埔族隸屬漢族者,北部只有三十七社,南部只有九社,據康熙五十五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之「題報生番歸化疏」,熟番在鳳山縣十二社,在諸羅縣三十四社,共計四十六社(包括歸化生番六社)。又據府志(范志):臺灣、鳳山、諸羅、彰化、淡水四縣一廳熟番社只有一百二十七社,尚不及荷人最盛時,北部集會區六十九社,南部集會區十五社,淡水地區九十三社,共計一百七十七社。據府志:鄭時移民為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戶,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口(據施琅陳海上疏則約有四萬人),所佔田野共計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餘甲。西海岸一帶沃野歸漢民所有者概限於南部。至於近接西部平野淺山地帶之高山族,罕有受制服驅逐者,鄭軍或數戰不利,率皆中止,或僅毀其巢而歸。

(五)清代之平埔族:清廷平滅在臺鄭氏之後,曾嚴禁大陸漢族移民臺灣,漢族之流移臺灣一時衰弱,據府志:自康熙三十五至五十年間,新增僅二千零七戶。鄭時分屯二十四里外,南北各地之將弁兵民,亦多撤退放棄其地,佳里興(鄭時開化里)以北悉為平埔族部落,幾不見漢族之蹤跡(裨海紀遊)。又政府嚴厲限制既住漢族之擴展拓殖範圍,對漢族之私墾越墾規定:「臺灣奸民私嚗舋f埔地者依盜耕本律問擬,私墾於生番界內者依越渡關塞律問擬,田仍歸番」」(戶部則例)且不許漢族之R耕,以保護平埔土地所有權,欲以保護其生計。惟實際上,閩粵境內,人口過剩,極其嚴重,偷渡之眾,陸續湧至,而且未久臺政弛廢?康熙五十年前後,渡航之禁,侵占番地之禁,徒成虛文,漢族接踵抵臺,偷越邊陲禁界之平埔族地,日事侵削。其諸羅縣之情形為「向為番民鹿場麻地,今為業戶請墾,或為流寓佔耕,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于千百」(周鐘瑄上浙閩總督覺羅滿保書),雖於鹿州文集謂:「北路地方千里,半線以上民少番多」,然未幾竹塹附近已成「鹿場半被流民開」(阮蔡文竹塹詩)矣。生番界曩昔以土牛、紅線立界禁墾,及康熙六十一年以石代之,取締偷越尤嚴惟平埔族界則初無此種標幟。雍正五年尹秦上疏曰「北路虎尾溪以上閒原寬曠,其召民開墾之法,毋許以一人而包占數里地面,止許農民自行領墾,一人不得過五甲,十夫連環互保……再如熟番場地,向有姦棍認餉包墾,久假不歸之弊。若任其日被侵削,番眾無業可依,必至退處山內,漸漸變為生番。宜令大社留給水旱地五百甲,中社四百甲,小社三百甲。號為社田,以為社番耕種牧獵之所,各立界牌,將田場甲數四至刊載全書,使日後勢豪不得侵占。其餘草地,悉行召墾。」此為平埔族保留社地之議,然未被採納,旋即實施解除平埔場地之禁墾。此種觀念於藍鼎元論臺灣事宜書中曾表明云:「前此,以番地禁民侵耕,今已設縣治,無仍棄拋荒之理,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,欲還不勝還也。」康熙末年不論當局之政策如何,漢人於西部平原之拓墾,有恆且持續進展。高屏溪下游屏東平野之開墾於康熙末年已略具規模,未及乾隆年間,臺北盆地之開拓亦已奠定基礎。平埔族在南北兩路之邊陲者均不能安堵樂業,「南盡瑯,北窮淡水雞籠,以上千五百里,人民趨利若鶩矣,前此,大山之麓,人莫敢近,以為野番嗜殺,今則群入深山,雜耕番地,雖殺不畏,甚至傀儡內山,臺灣山後蛤仔難、崇爻、卑南覓等社,亦有漢人敢至其地,與之貿易,生聚日繁,漸廓漸遠,雖勵禁不能使止也」(平臺紀略)拓墾之進展,從舊志上之統計而看,滿清領臺當初,舊有田七千五百三十四甲餘,園一萬九百十九甲餘,共計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甲餘,及雍正末年新增田七千二百三十九甲餘,園二萬七千一百,六十九甲餘,共計三萬四千四百八甲餘,可見侵耕占地之急速。

  漢民侵占番地之手段,如鄭時「視番為俎上之肉」者,只在僻陬罕發,大多侵占者礙於清政府嚴厲措施,轉向用權術施行竊取,所謂「媚番,導為升木之揉」(周鍾瑄上覺羅滿保書)也。其初番地尚係地闊人稀,平埔族未有重地之心,漢人施小利誘,容易取得其地,彰化縣志曰「番社歲久或以不利,更擇地立新社以居,……先時舊社多棄置為穢墟,近則鬻諸漢人」,是漢人與平埔族交替聚落產生之一端。漢民取得平埔族土地之手段,方式甚多。「蘭地三十六社,化番獨散於近港左右,以漁海營生,負生愚魯,不知耕作。有餘埔,漢人斗酒尺布,即騙得一紙R子,又不識漢字,所有R約即係漢人自書,但以指頭點墨為識,真偽究係莫辦,而所R之輩尤貪得無厭,立有R約至透墾後,應納報候,多糾纏不清」(宜蘭廳志)政府土地檔案圖冊又屢遭兵燹而散佚,故地畝常被侵占或移坵換段。這當然不限於番地,般民地亦然,惟尤以番地為甚。更有乘平埔族女子承家,贅婿平埔族婦女,以佔有其家業之例多起俗雜記:「納番女為妻妾,以致番民老無妻,各社戶口就衰微」,據「番俗六考」:「南路鳳山番……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」等其數應不少。甚至以副遯連誼之方式亦盛行,「半線社,多與漢人結為副遯,副遯者盟弟兄也,漢人利其所有,托番婦為媒,先與本婦議明,以布數疋,送婦女父母,與其結為副遯,出入無忌」(臺灣府志)。如是滔滔流移之徒以各種方式侵占,加速減少平埔族之生存所需場地,彼此對立漸趨尖銳,平埔族掙扎,作困獸之例亦迭起,「番俗六考」云「沙轆社……辛丑七月(康熙六十年),漢人有欲售其地者,土官即目雙瞽,即佯許之,私謂眾番日,租公所遺址此尺寸土,可耕可捕,藉以給饔餐,輸課餉,今售於漢人,侵占欺弄,勢必盡為所有,闔社將無以自存矣」。至雍正六年,遂,導致大甲社之亂,近鄰南北族社響應而起者,達十餘,對漢族肆行暴動殺戮。

  乾隆四年政府重申侵占禁令:「漢民R墾番地有契而憑,輸糧已久者,畫界立牌,其外越墾,並土棍強占者,查出全數歸番」(戶部則例)始立石於各交界,以標榜厲禁。此禁時久亦歸弛廢,狡獪喻利之徒或夤緣於武員,藉名墾闢官莊,以逃法網,例如:「客民侵佔番地,彼此爭競,遂投獻武員,因而踞為已有者,亦有接受前官已成之產,相習以為固然者,其中來歷不分明,是以民番互控之案,絡繹不休」(乾隆九年禁駐臺武員招佃開墾佃園上諭,以致乾隆九年禁止武職招佃開墾之禁。乾隆十一年及三十二年重中禁止典賣平埔族地,然侵界給墾,違法典賣仍迭出不已。漢人買平埔族地者多,而租R者少。至乾隆二十四年放寬禁令,承認原買田歸田於平埔族,漢人再向平埔族得承耕權。「漢民R買墾耕陞科管業之田園,無論例前例後,但令一律貼納番租」(戶計則例),乾隆三十三年重申之,且定徵賦之額「照例每甲收租八石」,每田園收租四石,以之勻給口糧)(分巡臺灣道張珽出示)漢族合法侵墾先住民族土地之門於是大開。正如乾隆五十三年奏議內所稱:「民人私向生孰番黎,租R田地耕種,價輕者謂之R租,價值租重者,謂之典買。孰番等歸化日久,漸諳耕種,社番業經典買與民者無田取贖」。

  平埔族,其場地加速跼蹙時仍有願典賣土地者,實由於經濟理由。原來平埔族之經濟觀念謂「計口耕種,家無餘蓄」外族入臺後,不堪徭賦之重,且以前地盡其所有,豐收時,猶可支持,「以有定之疆土,處日益之流民累月經年日事侵削」後,除繼續割賣土地外,別無辦法。據府志載當時番餉為「壯番每年每個米一石七斗,少壯番一石三斗,壯番婦一石」,折銀為平均四錢五分,據乾隆二年輕減餉諭:「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,及五、六錢等」,較之中國內地每個徵銀二錢,至少過之二、三倍,加以「中間通事頭家假公濟私,何啻數倍,土番膏血有幾,雖欲不窮,得乎」(周鍾瑄上滿總制書)。「科歛恣權,課及雞豚,幾不聊生」(余文儀楊觀察北巡圖記),雖有乾隆二年之減輕番租上諭,平埔族之窮乏依然嚴重,典賣土地者不絕,現仍能獲當時之典賣土地契書,平埔族之不善躬墾,不善居積,不事貿遷,惟以田獵為生計亦為經濟崩潰之主要原因。雖田園日削,平埔族仍招漢民承佃,以為永享番租。番地一旦「出典」。平埔仍保留租權,此在初期雙方皆願意。然漢民歷久則不奪不饜,始則抗其租,繼而據其產。番丁至失業疾苦,始知悔其當初,惟以控訴莫由矣。

  乾隆五十五臺灣南北路設屯。先是福康安平林爽文役時,岸裡大社平埔族,協助官兵有功,事後上奏擬議以平埔族設屯,其因由一是獎功,二是捍衛地方;軍機大臣會同兵部酌議亦稱:「臺灣地方,番民間處,當逆匪滋事之時,該處熟番均能奮勇出力,現在事竣,自應酌量挑補兵弁,分給田畝,以示撫綏,以資捍衛」。當時平埔族之「與民人錯居村莊,數十年來頗知畏法恭順」(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)已被公認有年。初設屯時共有九十三社(內有兩三化番社)戶口較少之社,或數社併作一屯,或附入近處大社。

  屯制上並無統轄機構,僅「與各處營訊官兵聲勢聯絡」(福康安五十三年奏議),又除「遇有搜捕盜賊等事須聽候征調」(福康安同上奏議)外,無獨之任務,平時既不操練,武器亦不由官給又不問武器種類各從其所習好,因此番丁供差遣之組織鬆弛。然清廷獎功殊遇卻頗厚加。對屯丁免除繇役,除給養贍埔地外,更支給屯餉(屯丁年給八元,屯外番六十元,屯把總八十元,屯千總一百元)。蓋養贍埔地乃未墾荒地,其墾孰尚需時日,故不得不作接濟,而屯餉之來源則徵自漢人,越界侵墾地之田租。當時土牛界外越界侵墾地三千七百三十餘甲,因循承認原墾佃之耕種權,但令其依章繳納屯租,年可收四萬一千餘石,每一石折銀一元,共可收四萬一千餘元。以充作屯餉。初屯租田屯弁自收發售,惟屯弁丁尚未十分開化,缺乏財經能力,不久弊害百出,乃征租與發售改由官方主之,然其弊端在嘉慶初年已經發生,見於劉銘傳光緒十二年整頓屯田摺云:「迄今百餘年來,屯租則徵不足額,屯餉則減半放支,歷年既久,不獨屯丁疲殘弱,甚且有名無實,半由廳書屯弁冒領瓜分」。又養贍地之撥給,為充屯養贍之用,故禁止典賣僅免其完納正供。充作養贍埔地在土牛線界外,未墾荒埔計五千六百九十一甲。屯弁丁所領,據福康安五十五年奏議云:「千總十甲,在把總五甲,外委三甲,屯丁最少一甲,最多一甲六分餘」,規定養贍地須自耕,本於保護番業之美意,惟仍有可得理番同知批準,招佃出墾之方漏洞,又不免產生屯乎永為業主,漢佃永為佃戶之弊,道光十七年北路理番同知陳示諭中述及此種弊端,因此民番得以巧立名目,回避典賣之禁。閩浙總督方維甸於嘉慶十五年示諭云:「爾等民人,凡係原給屯番埔地,及應征屯餉田園,如有典賣侵占者,即速赴委員處,首控免罪」,雖重申禁令,但在同治六年制,養贍埔地之出典已成公認,於光緒十五年其杜賣乃被承認。

  道光初年姚瑩稱:「漢人蕃衍,丁口已二百五十餘萬,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分之一,匪惟貧削,實亦丁衰,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。……半線以北,康熙之末猶番土地。未逆既平,乃增彰化,設淡水廳,遂極其北境,至於雞籠之地盡矣。南北袤一千二百餘里……嘉慶中又開噶瑪蘭,遂及山後,增幅員百里。……噶瑪蘭之開也,乾隆間即有民人潛往,嘉慶元年吳沙率眾佃入山,佔奪攻殺幾十餘年,楊廷理往開時,大局已定,故眾社番獻納輿圖,設官經理,然委員督墾之初,僅西勢二十四社歸誠,而東勢社番初尚相持不肯,強之後可。……今山前無隙土矣。舊族日滋,新來不已,無業可執,則有三種莠民。一輿夫,千百為群,動與兵鬥。二赤棍,結黨立會,散處市塵。三盜賊,竊頻聞,誅之不盡。生熟社番既寡弱,則奸民欺凌益盛,雖有明禁,而趨利忘生。……其不能自固者不僅水埔二社也。」(埔里社紀略)所言水埔二社事,係指前此嘉慶二十年郭百年侵略內山埔里生番地。蓋埔里社在萬山中,路極迂險,內逼兇番,雖自雍正、乾隆間即稱沃衍,然臺灣開闢未久,地利有餘,且漢人不知虛實,故未敢深入。至嘉慶年間臺灣生齒日繁,游手茁多,而山前平埔族地無曠土矣,於是奸民頻年深入埔里生番地,見番勢弱,即擁眾入山。企圖侵占,大肆焚殺。可見西部平原平埔族社地跼蹐,已無膏腴之可貪。犴猾之徒挺而走險,轉向邊畔也。平埔族生活維艱已極矣,乃有背井棄鄉,尋求新天地,以保餘餌者,自嘉道以降,平埔各族遷徙極其繁複,而當時漢族未到之番境,非內山即山後,為其殘喘餘生之地也。然而內山為生番所據,其狀況據裨海紀遊云:「野番在深山中,疊嶂如屏,連峰插漢,深林密菁,仰不見天:棘刺藤蘿,舉足觸礙。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。野番生其中;巢居穴處,飲血茹毛,……其升高陟顛越菁度莽之捷可以追驚猿、逐駭獸。平地諸番恆畏之,無敢入其境。」除埔里社生番經郭百年的「殺番掘冢」而大衰外,餘則莫敢入焉。惟山後噶瑪蘭,及阿美族居住臺東平原,先住族與平埔族,較為近似,容易與三和善相處,因而稍有平埔族投之而避世者。

二、平埔族的遷徙

  平埔族之大舉移住可分為三期:一為嘉慶年間之巴則海、巴布薩、拍瀑拉、道卡斯、凱達格蘭、洪雅諸族之移住噶瑪蘭。二為道光年間之巴布薩、巴則海、拍瀑拉、道卡斯、洪雅諸族之移住埔里,三為西拉雅及大武P於道光年間之移住東部,及噶瑪蘭族之南遷。而以第一期者為時最早,以第二期者為規模最大,至於第三期移住地即今花蓮臺東一帶,此地以中央山脈之屏嶂與西部平原隔絕,久為政教所不及,居者悉為生番,為拒漢人入墾最久之唯一地區。故移住平埔族在各地與漢人糾纏不休,屢圖避開而不能者,逃入此地以延

餘喘也。但未幾,光緒元年設置卑南廳,此種逃避地之條件亦漸漸喪失矣。

(一)西部平埔族之移住噶瑪蘭:在嘉慶九年,其最初移住地為五圍地方,而當時吳沙等徒漳泉粵三籍民已逐噶瑪蘭族(kavalan)先佔此地。西部平埔族之移住此地,其具有規模者,只有最初一次,其後移住戶口均為零細,且卻有遷來後復回西部故社者。蓋噶瑪蘭之地原有強大之先住民居民佔居,且地雖稱後山,早為漢族所侵占,其移住條件不甚理想,移住後生活亦極不安定,遂不得已而展轉求他地遷移,如此初批移住即遭遇困難,其後繼之者鮮矣。其詳細見於姚瑩撰「東槎紀略」卷三噶瑪蘭原始,該書曰:「(嘉慶)九年彰化社番首潘賢文、大乳汗毛格,犯法懼埔,合岸裡、阿里史、阿東、東螺、北投、大甲、吞霄、馬賽諸社族千餘人、越內山,逃至五圍、欲爭地、阿里史眾強,而鳥鎗多,漳人不敢鬥,相與謀,阿里史無糧,不若助之粟而散其眾,乃陽與和,分置諸番而食之,阿里史眾喜,漸及換買其鳥鎗幾盡,阿里史乃弱,悟悔而無可如何,十一年山前漳泉械鬥,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,泉人納之,亦與漳人鬥,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,合攻漳人不勝,泉所分地,盡為漳有,僅存溪洲,鬥幾一年始息,阿里史諸社,乃,自開羅東居之,潘賢文為之長,十四年漳泉又鬥,漳人林標、黃添、李觀興,各領壯丁百人,吳全、李佑前導之,夜由叭哩沙喃,潛出羅東,後逕攻之,阿里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,漳人遂有羅東,已復和泉人,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,粵人乃至東勢,開冬瓜山一帶,此皆十五年前事也。」移住羅東之成份,是否包括原移住時之各社不詳。據嘉慶十五年四月浙閩總督方維甸之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曰:「又有岸裡社,阿里史社、阿東社、東羅社、牛罵頭社熟番,遷居其中,荒埔尚未全墾,此噶瑪蘭地勢情形也。……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丁,……。」即減少前期之大甲、吞霄、馬賽諸社而新加牛罵頭社。但上述各社「流番」,處境已到相當困窮、竟有歸回原社者,其與西部故鄉間概常通氣脈。唯當時西部平埔族諸社窘態日劇,漢人已侵佔埔里,故猶有該「流番」之同種族為求安土由西部往來於此間者。於是牛罵頭、烏牛欄等社名,亦散見於諸文獻。漢族之擴展不知止境,不久其拓展亦追蹤而至,羅東之地亦變為漢人所有,移住平埔族退居於「土番」住區及沿山荒廢地區。當平埔族移住之初,官方雖略加保護,但因為彼等為外地「流番」,故不得享受如加留餘埔等之特惠,其分得之場地概係沙地最劣之區。光緒元年設理番及撫墾機關,而將噶瑪蘭族(Kavalan)併置在普通行政下,施以與漢人同一政治,西部平埔族被置於與漢人自由競爭下,所受折磨不少。先是道光、咸豐、同治間有漢人墾首招漢人與噶瑪蘭族人(Kavalan)開墾叭哩沙地地方之舉,結果不堪泰雅族人之害與瘴氣猖獗而罷,惟參加開墾之平埔族人中,有一部分「流番」及原住噶瑪蘭族留此營生者。十二年設叭哩沙撫墾局,決定開墾叭哩沙。叭哩沙適在西部平原翻過中央山脈入噶瑪蘭移住路之要衝上,附近仍為泰雅族人(Atayal 族)跳梁之地,當時平埔族不致久留於此,今乘殷戶招墾之舉,即大舉捨棄平原舊社竄入山中,尋求新天地。就中「流番」阿里史社即全部移至阿里史,阿束社亦盡數移至破布鳥。其他各社番亦聞風紛紛移至叭哩沙。

(二)西部各平埔族之移住埔里盆地:埔里盆地原為萬山中之開闊盆地,周圍可及三十餘里,外與外界西部平原隔絕,形成一大桃源鄉。入其地者亦以漢族較平埔族為先,嘉慶十九年,漢人一批入埔時,已有先住民之聚落,一稱埔社一稱眉社,以眉溪為界,埔社大為布農族,而眉社為泰雅族,其人數不多。漢人郭百年等之徒偷越此地後,對此等山地之先住民盡壓迫欺凌之能,又乘先住民之無備,大肆焚殺。其後雖經官方悉折其土地,迫棄耕佃逐出境外,嚴禁彼此之往來,然埔里社族自是大衰。埔里社族人寡而自危,遂招西部平原之平埔族人入墾,以圖相互扶持。道光三年,有萬斗六社通事田成發,先與埔社族群謀成,招附近平埔族人,潛往復墾,此後西部平埔族之移住者接踵而至。如斯,「埔眉番」之先佔埔里社平原,因曾一度遭郭百年等徒之蹂躪,對移住之西部平埔族,只有同氣相求,作為東道主之誼,並不曾成平埔族經營該地之阻礙。埔里社平原係當時僅餘之一大世外桃源,地廣人稀,適位於本省之中央,故平埔族之移住於此地者尤多,其系統包括西部平原上之南北各族之泰半,入居平埔族計有五族,言語風俗各異。此等西部平埔族各族之入埔里社平原,自非一次湧至,係分批進行。今將其移住時期,移地等列表於後:

註:欄中之符號「—」表示不詳,此等多係其移住規模較小,移住後亦未能成獨之部落,而混於他社者,因之,其移住當時之狀況多失傳。

  上表所述各社入埔年代,皆為其最後一次,其後各社人,前後相誘。由於西部平原上之遭遇,接連發生,漢人之侵佔與日俱進,各社益趨困窮,逃至此地者更駱驛不絕,故其移住前後分批進行,並非一次完成。平埔族順利移住後,使得原住山地先住民,在人口方面處於劣勢,因其人口之懸殊,主客顛倒,平埔族急速宣實奪主成為埔里社平原之主人。此種狀態可見於態一本之條籌辦番社議,即曰:「惟埔里社、道光三、四年間,慮被漢人佔奪,招引熟番,開墾自衛,熟番勢盛,漸逼生番他徙,二十年來,熟番已二千餘人,生番僅存二十餘口。」

  當移住平埔族之生齒漸漸繁盛,在埔里盆地中到處形成部落後,為統轄上之所需,於道光十年左右,即設置通事一人,並在其下各社更置土司一人,掌管埔里社平原之平埔族人。此間期可謂官方對平埔族居住埔里社平原之正式承認。同治十二年設鹿港理番同知分廳於大肚城,光緒三年更將北路理番同知改署中路撫民理番同知,遷至埔里社城內。可見對平埔族之番務,已將其中心由西部平原移至埔里社平原,有如追蹤平埔族之移住設置之觀。因此種為平埔族之行政設施,留存西部平原,已失去其存在意義故也。

  漢族之再入埔里社平原,據伊能嘉矩及「平埔番調查書」,大約在離今九十年至一百年前。此初期之漢族入埔概係潛入,無法劃定其上限時期。但日據時期之調查表示,至光緒七、八年左右,曾有移住之較具規模者,此次粵人先入,閩人繼之。後因未幾理番廳委員移駐,在官員監視下漢人之侵佔已不得再逞。移住平埔族在此亦幸免再度陷入西部平埔族各社所處之困窮。

(三)移至花蓮及臺東之噶瑪蘭族:噶瑪蘭族之居地除受西部平埔族各社之混跡外,並被大量之漢人侵佔,不堪優勝劣敗之結局,紛紛逃至山麓以求生存者甚多。其小移動情形極複雜,更有背井離鄉南遷者,尤其以加禮宛等社番之遠至花蓮、臺東方面者為規模最大路途最遙遠。其南遷者,以加禮宛社為主,故後來將散居於花蓮、臺東兩地方者皆稱之為加禮宛,甚至於將噶瑪蘭族之其他社族之移民,亦一律以加禮宛統稱之。加禮宛社,原址在宜蘭鄉五結鄉秀水村舊名加禮宛(舊利澤簡堡頂清水庄土名加禮宛),該社番一部分在道光年間,移至冬山鄉永美村舊名打那美,再由此分二批,一批移至蘇澳鎮北濱里舊小字北方澳,另一批移至花蓮,由此更進至臺東方面;後者,在道統二十年左右,由加禮宛社經過蘇澳,海路移至現在之花蓮縣奇萊平野北邊之米崙山附近一帶,(為此地方被稱謂加禮宛平野之由來)。光緒初年已有武暖、加禮宛、竹林、瑤高、七結、諸乘等六部落,後來文獻上概稱加禮五社者即指加禮宛、竹林(或竹仔坑)、瑤高(或瑤歌)、七結、武暖等而言。在其形成五或六部落期間,亦有同族之其他社族眾接踵移至此地者。

  其後南方之發展,大約以此五社為根據地。其進路可分為二。一路沿中央山脈與東部海岸山脈間之臺東縱谷平原南下,直至光復鄉東富、西富、北富等村(太巴塱)南方之馬佛社(現西富社)。由此更南至卑南之間為山地先住民出沒之場地,其南下遂被阻。光緒四年吳光亮討伐加禮宛社後,由另一路沿海南下者均較為暢通。北自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(加路蘭)南至臺東縣成功鎮思孝里(成廣澳),皆為其移住分佈區域。即自磯崎村(加路幽)南下,經過豐濱鄉新社村(新社),入阿眉族之同鄉豐濱村(貓公社)並設其居住區,再於豐濱村舊大字姑津與港口村(石梯)創設部落,更遠者混過同鄉港口村(大港口),至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(石寧埔庄),甚而至同縣下成功鎮思孝里(成廣澳庄)、移住港口村(大港口)以南者,多不建立獨立之部落,而居住於四社熟番或阿眉族部落中。噶瑪蘭族在花蓮、臺東兩地移民之人口;據民國二十四年(昭和四年)「國勢調查結果表」加以考察,則花蓮、臺東兩地方之噶瑪蘭族,三千三百六十八人至一千六百三十三人之間。

(四)四拉雅族及大武P(西部平埔族)之移住臺東與恆春:平埔族之從南路移往東部者,有大武PTaivoan)及西拉雅族與一支族之馬卡道族(Makatao)。西拉雅族原住臺南附近平原,大武P即在其東方丘陵地帶。馬卡道支族即居住於西拉雅族之南疆,至下高屏溪(下淡水溪)間之沿海平原地帶。臺南平野為漢族開拓最早之地方,故西拉雅首當其衝先受其壓迫,向中央山脈山腳地方躲避。其最早時期遠在鄭氏時代。至康熙末年,退避者已悉退入山間,在平原地帶只留殘餘部落。鄭氏時之所謂四大社等,即尚能殘存於西部平原者。大武P之遷至荖濃溪及楠梓仙溪沿岸地方,起自乾隆初年,至乾隆年間完成,其因係受西拉雅族之逼近,故西拉雅族之完全佔領臺南東方至旗山北方間之丘陵地帶(其一部分為過去大武P之故地),亦當在乾隆年間。先是康熙末年間有粵人移民相率佔居高屏溪(下淡水溪),蓋其時臺南附近平原已悉被福建族先佔無餘。於是馬卡道族支族之大多數,即西進移至中央山脈山腳地帶,與排灣(Paiwan)族為鄰,新建許多部落,亦有長驅南避至恆春地方者。渠等在臺灣西部向邊陬之移動,可謂已陷山窮水盡之境地矣。而漢族之侵削仍不許其維持最後之居地,更接踵迫及,致使竟有越過中央山脈遷至東部地方,混入阿美族住地者。此事自何時開始尚無明確之記錄,惟據云,移住之先驅者,係以一群為數約三十戶(另說四十戶)之大武P為主,亦參雜少許中途加入隊伍之馬卡道支族在內,其住區在荖濃、楠梓兩溪流域。彼等由枋寮附近越山進出大武(舊名巴塱衛)—此路線為浸水越道路之濫觴—再沿東海岸北至卑南社(現臺東縣卑南鄉卑南村、南王村)附近。移住者,以荖濃及楠梓仙兩溪沿岸地方之大武P為主,但移住後不堪卑南社之壓迫,更北進主秀姑巒溪岸之舊庄,建一部落,此大約在一百二十年前左右之事也。後來因為土地狹小及水患嚴重而移至至對岸之富里鄉大富(大庄)。

  馬卡道支族之移住恆春亦大約與之同時,該族之移住恆春者,與排灣族並居於同一部落,俗稱之為瑯階陋H。其移住之經過及移住後之狀況,據頭目陳阿三(住在恆春鎮山腳里大字山腳庄,光緒二十四年當時八十餘歲)說:「我族原住於鳳山萬丹溪附近,稱窪窪卡瓦金(Vavakawa Kin)之地,六、七十年前為漢人所逐。有名西亞部(Syavu)者率眾移住,始遷於今恆春之地,該地原係龍鑾社所有,因與該社番商訂,以水牛換取土地而得居地。當時我族擁有水牛二千頭,務墾耕,後因缺水利之便,一部份北進車城鄉溫泉村(舊名四重溪),一部分東進滿州鄉永靖村(舊名射里)。射里有射里社,又與之妥協,且多人娶其女子定居。當日軍進改牡丹社時,我族之一部分尚在恆春城,至光緒元年建城,始遷至山腳里(山腳庄)內。

  凡南部平埔族之移住東部,其路線有三。第一為北部:由荖濃溪岸,越過中央山脈,出於新武路溪岸者,荖濃溪流域之大武P及西拉雅族多經由之。但此路險岨,深入布農族之境域,須要其族之允諾與引導,故後來與布農族不和時,此路線即中斷;第二為中路:由枋寮經過大武至卑南,經過地為較開化排灣族住地,為移住各族利用最頻繁者。尤其是北路中斷後,西拉雅族及大武P移民悉經此路;第三為南路:由恆春地方沿海岸至卑南社,經此路至東部者,只有瑯階陋H。除上述三路線經由陸路者外,並有取海路移至東部者,據宮本延人之論文「加走灣頭ソ孰番」(南方土俗第一卷第二號所載,民國二十年刊)中引潘石玲之言說:「渠等原住屏東縣萬巒鄉赤山、萬金二村(屏東部赤山庄),約五十六、七年前,經由海陸,登陸於臺東縣成功鎮思孝里(成廣澳),人數大約有二十戶。在此約停留二十五日後、移至臺東縣長濱鄉之水母丁住二年。當時長濱鄉長濱、忠孝二村(加走灣)尚為其獵舍之所在,未成部落。後來才有七、八戶之移住。而當時該地方一帶尚未有阿美族之蹤跡。」

  此等移住之平埔族,其分佈地域大約為秀姑鑾溪以南:其隔東部海岸山脈,在海岸方面者,分布地域北自大港口南至成廣澳間;在臺東縱谷平原者,北自花蓮縣玉里鄉三民(迪階或作迪佳)、三笠等經玉里鎮春日里(織羅)、松浦里(媽汝或作麻汝、麻汝等)以富里鄉東里村(大庄)、與富里村(大庄)、與富里村(公埔)為其中心,南至臺東縣池上鄉之錦園村(新開園)、超越關山鎮之里P、中福、新福各里(里隴),於其南疆與卑南族(Panapanayan)接界。移住者之於西部遺留部落為馬卡道支族;大傑顛、武洛、搭樓、阿猴等社為主;西拉雅族以新港、大武P等社為主,大武P即各社番皆有移住東部者。其在東部之移住地,在臺東縱谷平原方面:大武P以東里村(大庄)、松埔里(觀音山)、新興村(馬加錄)、明里村(里行)、里P、中福、新福各里(里P)、萬寧村(番人埔或作萬人埔)為主;西拉雅族多居錦園村(新開園)、玉里(璞石閣、螺仔溪),並有大武P並住;馬卡道支族多在富里村(公埔)、三民里(三笠)、大坡村(大坡)等。在海岸平野方面:馬卡道支族多在長濱村、思勇村(加走灣)、掃別、忠孝里(微沙鹿、石雨傘);大武P多居長濱鄉彭仔存、寧埔村(石寧埔或作石連埔);竹湖、沙汝灣、忠孝里(成廣澳)即兩族皆有。現時在東部之四部平埔族約有七千餘人,其中屬西拉雅族僅為少數(大約不及十分之一),馬卡道支族及四主孰番其數相埒。

  此等移住者之處境並非寧靜無事,縱谷平原方面,因西方有強悍之布農族,北方有秀姑巒阿美族,南方有稱羈之卑南族、均為強大之山地先住民,構成四面楚歌之局面,在沿海地帶之移住,雖然比中央縱谷平原之富里鄉大里村(大庄)等較遲,移住者初為無人境之獨占者,然未幾阿美族Pantasah海岸阿美族開始南進,移民在此亦與異族接壤,兩者時常相鄰建設新移住部落。總而言之,其與之關係雖不可謂親密,尚可稱比較和平相處。與布農族則或時而衝突,或交易饗宴和戰反覆無常。對卑南族,因卑南族當時聲浩大,臺東地方阿美各族均為其附庸,故平埔族移住卑南庄當初,即受其壓迫,遷移至舊庄後卑南社復常加壓力。但平埔族對先住者之壓迫,並不畏縮低頭任人擺佈,還有不少團結奮勇反擊成功之例;如據傳,原在大庄西方住有阿美族,因平埔族到此地方後,受平埔族之壓迫而退至海岸地帶等地。又據說住在原在嘮吧嘮吧之北絲鬮社亦懼平埔族之襲擊,而退回北絲鬮。總是,先住山地之先住民皆以地主之姿態接待新來者,移住者均先盡流亡者之體,贈與貨物饗宴主人後,商妥取地,及後來原住族苛刻誅求,始發生爭端,訴于武力解決也。光緒元年設置卑南廳,東部平原始劃入普通行政區域,前此少許潛入之漢人,於是開始較具規模之流移。

  清朝二百年來之治理先住民以光緒元年作一大轉向。當時留在西部平原之平埔族與漢人雜居,漢化已久,漢化較落後之北路,至同治年間之漢化狀態據淡水廳志載:「風俗之移也,十年一小變,二十年一大變,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,……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……其居處、飲食、衣飾、婚嫁、喪葬、器用之類半從漢俗,即諳通番語者不過二三耳。」況且南路者其漢化至深矣!於是沈葆楨來臺辦理海防事務時,乃認為可以專心於開山撫墾,而對熟番撤消其特殊治理措施,悉置之於一般地方官治下。而將南北理番同知移紮內山與後山。初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曰:「……生番潛居大山,祗須防範嚴密,自不慮頻出滋事,至熟番則與民人錯居村莊。數十年來頗知畏法恭順。乃日久生弊,不法漢奸鑽謀入社,侵漁肥,至令番地之土俱為漢人佔去,眾番不知流離何所……實為臺地隱患。……應將淡水、彰化、諸羅一廳二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員,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,……其南路臺灣、鳳山兩縣社番民甚少,查臺灣府海防同知專管船政,事務簡少,應請以海防兼管。……得有專員經理,熟番見主持有官,自必知所感激,安分守法。漢奸豪惡亦無所施其技倆。」,理番同知原為孰番專設的理治機關。光緒後,北路理番同知只管埔里社一廳,南路理番同知只管卑南一廳,埔里為所謂內山,卑南為後山,均非平埔族原居之地,其祖居地所屬縣廳均無專管平埔族之機構。平埔族在行政上地位與漢民無異矣。雖當其初仍拘慣習,尚存「番社」、「土目」、「通事」等名稱,然其實番社等於街庄,土目之權職與街庄總理略同。至於通事特制仍存,惟其漢番交涉之任務已改為輔佐土目徵收番租耳。

  劉銘傳之開山撫番,承沈葆楨之遺緒,對平埔族亦不過辦理特殊政轉移為普通行政之過渡階段,其措施凡三:其一、改「土目」通稱為「頭目」,改「通事」稱「董事」。其二、申令推行「賜姓」(其所新訂賜姓規則禁番姓混民姓,是無寧為尊重事實,不可誣為其種屬郵別之觀念作梗也)。其三、光緒十三年請賦時廢止「番餉」。

  至此,僅存之平埔族手持有制度獨有「番大租」一項,而該產權亦不久於日據後,即用僅少之補償費被官方強制收買。於是平埔族之固有制度至此蕩然無遺矣。

  綜上所述,平埔族乃臺灣先住民族群中,居住於臺灣西部海岸平原之先住民。居於南部者有西拉雅族,洪雅族;中部者有洪雅族、巴布薩族、巴則海族、拍瀑拉族、道卡斯族;北部有道卡斯族、凱達格蘭族、噶瑪蘭族。然自十七世紀初葉,西方交通漸至,加上大陸人口歷經明鄭、清朝之遷臺,平埔諸族在面臨荷、西、漢諸強勢文化的影響下,逐漸改變其原有風俗及生活習慣、甚至被迫遷離原有之居住地,而漢人之足跡亦隨之而至。迄至清末,隨著漢人對臺灣開發之完成,平埔族與漢人之間已難劃分矣。